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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之谦

书法大家

赵之谦(1829年-1884年),中国清代着名的书画家、篆刻家。浙江绍兴人。初字益甫,号冷君;后改字伪叔,号悲庵、梅庵、无闷等。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近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等大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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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之谦 (1829~1884)会稽(今浙江绍兴)人。初字益甫,号冷君;后改字撝叔,号铁三、憨寮、又号悲庵、无闷、梅庵等。所居曰“二金蝶堂”、“苦兼室”,官至江西鄱阳、奉新知县,工诗文,擅书法,初学颜真卿,篆隶法邓石如,后自成一格,奇倔雄强,别出时俗。善绘画,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,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。篆刻初学浙派,继法秦汉玺印,复参宋、元及皖派,博取秦诏、汉镜、泉币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,一扫旧习,所作苍秀雄浑。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。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,可使真、草、隶、篆的笔法融为一体,相互补充,相映成趣。赵之谦曾说过:“独立者贵,天地极大,多人说总尽,独立难索难求”。他一生在诗、书、画、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,终于成为一代大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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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幼读书习字,博闻强识,曾以书画为生。参加过3次会试,皆未中。44岁时任《江西通志》总编,任鄱阳、奉新、南城知县,卒于任上。擅人物、山水,尤工花卉,初画风工丽,后取法徐渭、朱耷扬州八怪诸家,笔墨趋于放纵,挥笔泼墨,笔力雄健,洒脱自如,色彩浓艳,富有新意。其书法初师颜真卿,后取法北朝碑刻,所作楷书,笔致婉转圆通,人称“魏底颜面”;篆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掺以魏碑笔意,别具一格,亦能以魏碑体势作行草书。赵之谦篆刻初摹西泠八家,后追皖派,参以诏版、汉镜文、钱币文、瓦当文、封泥等,形成章法多变,意境清新的独特风貌,并创阳文边款,其艺术将诗、书、画印有机结合,在清末艺坛上影响很大。其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多,后人编辑出版画册、画集多种,着《悲盦居士文》、《悲盦居士诗》、《勇庐闲诘》、《补寰宇访碑录》、《六朝别字记》,其印有《二金蝶堂印谱》。赵之谦在《章安杂说》中记道:“二十岁前,学《家庙碑》,日五百字。”可见其于颜体,用功极勤。然而时世之变,帖学渐衰,碑学方兴,历史潮流,不可抗拒。正如康有为所说的:“碑学之兴,乘帖学之坏,亦因金石之大盛也。……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,当金石之盛,传完白之法,独得蕴奥。大启秘藏,着为《安吴论书》,表新碑,宣笔法,于是此学如日中天。迄于咸、同,碑学大播,三尺之童,十室之社,莫不口北碑,写魏体,盖俗尚成矣。”赵之谦处于此时此境,以其性格,绝不甘落人之后,凭其才能,亦必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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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之谦避走温州后,有空闲得读《安吴论书》,深为包安吴理论所折服。在《章安杂说》中已看出他倾心六朝古刻之心态:“六朝古刻,妙在耐看。猝遇之,鄙夫骇,智士哂耳。瞪目半日,乃见一波磔、一起落,皆天造地设,移易不得。必执笔规模,始知无下手处。不曾此中阅尽甘苦,更不解是。”又云:“安吴包慎伯言,曾见南唐拓本《东方先生画赞》、《洛神赋》,笔笔皆同汉隶。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。重二王书始唐太宗。今太宗御书碑具在,以印世上二王书无少异。谓太宗书即二王书可也。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,群臣戴太宗,模勒之事,成为迎合。遂令数百年书家奉为祖者,先失却本来面目。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,甚足惜也。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,姑妄言之。阮文达言,书以唐人为极,二王书唐人模勒,亦不足贵,与余意异而同。”其于书不满足于二王也如此。于是,他开始了学习书法的转折,渐与二王系统分道扬镳了。在他赴京之后,与沈均初、胡甘伯、魏稼孙等相聚,皆癖嗜金石,其时他正着手重编《补寰宇访碑录》,大量搜罗古刻,尤其是得《郑文公碑》,最为之心仪。35岁前后年余时间,每日流连往返于琉璃厂,奇赏疑析,晨夕无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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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之谦逐步地完全放弃了颜体书而转向了北魏书法。他36岁为祁季闻书写楷书自作诗十二开册,可以说是他学北魏书初期经典。而此一年前,赵之谦还保留着颜体书风,仅仅一年的时间,他的书风便发生了质的变化,这对常人而言,是不可想象的。从此,他弃颜入魏,一发而不可止。37岁时,致胡培系(子继)函中述道:“弟读《艺舟双楫》者五年,愈想愈不是。自来此间,见郑僖伯所书碑,始悟卷锋。见张宛邻书,始悟转折。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,始悟顿挫。然总不解‘龙跳虎卧’四字,及阎研香(汉军,名德林,包氏弟子之一)来,观其作字,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。阎氏学此已三十年,其诀甚秘,弟虽以片刻窃之,究嫌骤入。但于目前诸家,可无多让矣。书至此,则于馆阁体大背,弟等已无能为役,不妨各行其是。”《艺舟双楫》是赵之谦由颜体转为北魏书的指导理论。郑道昭的诸刻石,使其领悟到了“卷锋”的行笔方法。张宛邻(名琦,1764~1833年)书法,又开阔了赵之谦的眼界,使其知道真、隶的书法互用。而邓石如的书法,使其悟出了行笔的顿挫韵律。此外,赵之谦还特别称道张琦之女张纶英(1780~?年),以为“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钏名纶英,郑僖伯以后一人也” 。张纶英善北碑,以郑道昭为法。与赵的作品对比一下,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对赵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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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,观赵之谦35岁后之书,甚至是40岁前后书,风格虽初步形成,而乏笔力,其中运笔、转折、连接,多有勉强之处。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:“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,曰:起迄不干净。(此非他人所能知者。兄或更有指摘,万望多告我。)若除此病,则其中神妙处,有邓、包诸君不能到者,有自家不及知者。”这一“起迄不干净”五字病,在行书方面,显得更为明显。大约是在40岁之后逐渐得以解决。确切说,是在赴江西任前后—44岁前后完善定格,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“人书俱老”之境,直逼南北朝高手,有目共睹。正如其自称:“汉后隋前有此人”,信然!赵之谦于篆书,或因其学篆刻,最初源自邓石如、吴让之,其次受同事胡澍影响。当时的篆刻,皆以小篆入印。赵之谦亦学此而只擅长小篆,大篆作品极少,能见得到的仅一横额,故不足论。清代善篆书者以邓石如为第一,这在赵的时代已成定论。其他如王澍、洪亮吉、钱坫、孙星衍等篆书高手,皆重玉筋篆,乏变化,不合赵之谦性格,故不为赵所重。邓之后,张惠言、吴让之、德林传其篆法。而同事好友胡澍则于此道有专长。赵在54岁为弟子钱式临《绎山碑》册时写道:“《绎山刻石》北魏时已佚,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。昔人陋为钞史记,非过也。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,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觰甫。熙载已老,觰甫陷杭城,生死不可知。觰甫尚在,吾不敢作篆书。今觰甫不知何往矣。钱生次行索篆法,不可不以所知示之,即用邓法书绎山文,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。”这其中透出种种信息,其中根本性的则是师法邓石如。然而,赵之谦与吴让之的最大区别,便是不墨守成规,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,化人为己用。他评邓石如,天分四,人力六;而包世臣天三人七;吴让之天一人九;自己则是天七人三。凭天分则在诸人之上。因此,从心底里,他也不服邓石如,以为经过努力,除却“起迄不干净”五字病,则有邓、包诸君不能到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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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之谦34岁临《绎山碑》册及前后篆书作品,结构在邓石如、胡澍之间,笔力尚乏沉雄。中年为鹤年临李阳冰《城隍庙碑》等篆隶二体团扇中篆书,将结构美化到了一个极致,在邓石如、吴让之、胡澍之外,别出新意。而此新,则主要在于“结构”之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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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隶书对于赵之谦,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附带性的书体。他曾说:“生平因学篆始能隶,学隶始能为正书。”正书—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、亦最得意者,自称“仅能作正书”,篆隶则是为正书的学习作铺垫。当然,这只是一种说法,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已如前述,而隶书亦自成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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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之谦于隶书涉猎很广,从其传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学。先后临书有:《石门颂》、《樊敏碑》、《三公山神碑》、《刘熊碑》、《封龙山碑》、《武荣碑》、《魏元平碑》、《成阳灵台碑》等等。从35岁至50岁以后,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。35岁进京后,广搜碑版。曾为沈均初藏《刘熊碑》作详细考证,以天一阁宋拓本及翁方纲摹刻江秋史巴予籍双钩本为底本,逐一校勘,并作释文题记。又别出双钩之法,大量钩摹汉碑刻石。其中有《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》,皆稀见刻石残字。45岁为李文田补摹《西岳华山庙碑》残本96字,即因“旧双钩本”,可知其早年亦曾钩过《西岳华山庙碑》。他在35岁时刻《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》,作铭云:“不能响莪能双钩,但愿文字为我留,千载后人来相求。”可知,赵之谦于隶书,用功亦勤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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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之谦初学邓石如,而后上溯汉碑。以赵之性格,不死守一法,更不拘于某家某体,甚至某碑,故其师法汉隶,终成自家面貌。其初期作品能见到的约35岁前后作,尚欠火候,或形似古人而已。中年《为幼堂隶书七言联》(40岁)、《隶书张衡灵宪四屏》(40岁)、《为煦斋临对龙山碑四屏》(41岁),则已入汉人之室,而行笔仍有邓石如遗意。晚年如正书,如篆书,沉稳老辣,古朴茂实。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,中锋为主,兼用侧锋。行笔则寓圆于方,方圆结合。结体扁方,外紧内松,宽博自然。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,奇正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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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之谦作品最多、传世最广的是行书。35岁前作品多行书,皆自颜体,细审之,与何绍基有同出一辙者,温文尔雅,雄浑而洒脱。35岁时,在四月为厚夫作行书七言联:“参从梦觉痴心好,历尽艰难乐境多。”还依然颜面,而在一个月之后为子莼作行书八言联:“春云乍阴,窗外疑夕;午睡未足,枕中游仙。”则开始疏远“颜风”了,在十月作篆书四言联为魏稼孙补款时,则字形由长方变方扁,虽然点划还未完全脱离“颜风”,而已由量变开始质变。36岁之后此种颜体行书便再不复作。37岁前后以北碑法试作行书,多牵强之处,其自评之“起迄不干净”5字病,在这一时期可以明显看得出,转折不自然,笔力亦靡弱。众所周知,赵之谦北魏风行书是其独创,前无古人。邓石如开北魏书风气,而其行草则不作中锋行笔,而用卷锋,裹笔而行。包世臣亦然,字型则未脱唐人风范。唯有赵之谦,始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。因此,它没有前人所遗留下的“参照物”,而且由于北魏书独特的用笔方法: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,很难于连贯。对此,赵首先是在“文稿”小行书,或者说小字落款中得以解决。40岁前后的款书已经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硬之处,虽笔力还不够浑厚,而行笔已无不畅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其行书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于正书、篆书以及隶书,是最后才得以羽化成形的。45岁以后,心手双畅,已能随心所欲,故而一任自然,从笔驱毫,挥洒自如。赵之谦曾自称:“行书亦未学过,仅能稿书而已”。其实赵之谦晚年作品中行书占八九成,是其作品之重心。只是世间以北魏正书论赵之谦,而忽略其它书体,以至于视北魏风行书为“赵之谦北魏书”,而不予以区别。大凡有成之书家,必自正书入,而以行书结。王羲之、颜真卿、苏东坡、赵孟緁、董其昌……,皆如此。近代书法,多挂轴于墙面来欣赏,更是注重行书作品。尽管赵以北碑名世,传世仍以行书为多。这大概是世人对书家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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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个人的书风,各种书体最终如果能得到统一,则其必具独到风格。50岁之后的赵之谦,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,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“人书俱老”的境界。所可惜的,是赵之谦平生少作草书,从中年草书《为犍汀草书集圣教序联》观之,浑厚质朴中见飘逸,亦全出自北魏笔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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